第二节
刚入六月，老周搬进了新家，我们依然有空就凑一块聊天。我去他家，他的阳台大，坐藤椅上喝茶可以看见外面的中关村大街。车来车往拥挤繁华，时刻觉得自己是坐在现代化的北京。我叫他老周，周什么不知道。就是个邻居，没必要打听那么细。我们继续谈那个不是乌托邦的“乌托邦”问题。我很有兴趣，它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生活，在乡村，一碗饭吃了半个村，回到家碗里还是满的，各家的菜都有。能让我回忆的东西我一般都认为一定不是太坏，所以这段时间我重读了不少相关的书，比如《乌托邦》，比如《理想国》，比如《桃花源记》和《瓦尔登湖》，系统地回顾了圣西门和沙尔·傅立叶，甚至特里莎修女的著作和传记。等等。但是他们很远，而老周很近。这是我愿意和老周聊天的原因。
“咱们谈的不是你那个乌托邦问题，”老周再次强调，“是活得自然、放松的问题。”
我说：“是。请继续说。”
但是老周到此为止。他只能说这些。他没看过《乌托邦》、《理想国》和《瓦尔登湖》，也不知道圣西门和沙尔·傅立叶，特里莎修女也只是无意中在电视里看过她的一张照片。这些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老周通过自己的感受和经验，意识到了大家应该放松点、自然点，别那么紧张如临大敌。这让我有点仰视他，很少人有能力在都市生活里深刻地发现这一点。
“我跟你讲个故事，”老周说，“去年我坐卧铺火车去苏州，有两个包厢里聚着七八个北欧人，他们自行组织的一个旅行团。晚上他们喝啤酒聊天，我去打开水，路过他们包厢，好几个人对我举起了易拉罐，跟我哈罗，让我也来一罐。我说谢谢，我只喝水。快到车厢尽头时，看见一个北欧的老太太洗漱回来，她看见我，像朋友一样笑一下。我心里一惊。”
他停下来。我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卖关子。
“我惊什么？惊得是陌生人对我笑。你一定会说多大的事，不就笑一下嘛。没错，就笑一下。就是陌生人要请我来一罐。我见过外国人，我不老土，我没有崇洋媚外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想想，在北京，在火车上，你遇到过陌生人自然地对你笑一下吗？你过路的时候，有人热情地邀请你喝两杯吗？我是说在北京。反正我没遇到过，除非他喝高了。没有人对我笑，除非他不怀好意。我也不会对别人笑，更不会邀请陌生人喝酒。我们总要防着周围人，值钱的东西随身携带，睡觉时要塞在被窝里。我们不和陌生人说话，旅行如同打仗，时刻准备掏出枪来自卫。说实话，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笑，你第一感觉是什么？”
“恐惧。担心出事。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人有毛病。”
“没错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事实上，对你笑的人未必就有企图，他为什么就不能正常呢？有那么多坏人么？”
“不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嘛。”
“这就是问题所在。都想着防了，人人都防，满世界都被想象出贼了，他人即地狱，于是继续防，更得防。越防越觉得可怕，越可怕就越得防，恶性循环。本来可能满世界都是好人，这一层一层防下来，没一个好东西了。所以我们只能紧张紧张再紧张，最后没救了。”
老周表现了相当的逻辑思维能力，我几乎要被说服了。但是，我抽根烟，我得说出我的疑问，理论上这种推理成立，问题是，这世上的确有坏人啊，而且还为数不少，万一就被你撞上了，那可就连紧张的机会都没了。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，惦记你的时候你可不知道他是个贼啊。
“贼不可怕，可怕的就是你这号人。”老周从椅子上起来，像阶级敌人一样看着我，愤怒和怨恨让他脖子变长了，眼镜片也隐隐泛出蓝色。“老想着万一万一，没贼也被你们逼出贼来了。人人自危的环境里，贼只会越来越多。”
这个逻辑依然成立。“可是，”我摩肩接踵的转折让老周很恼火，但我还得转折下去，“可是，你能否认贼的存在和危害么？假设，偏偏被你撞上了，你会怎么想？”
“这完全是个人主义者的假设。”老周的声音里充满了天下为公的优越感，“毫无道理。”
六月的夕阳光线从远处高楼的夹缝里落到他油汗淋漓的脑袋上，四喜丸子正大庄严，金光灿灿。我知道这个假设的确毫无道理，是狭隘的个人主义在作祟，同时还是诡辩的一种策略，我依然理直气壮地出了口。因为这几天小区连续发生两起入室盗窃案。大白天就进去偷了。隔壁的三号楼就摊上一起，值钱的小东西被洗劫一空。杵到眼皮底下了，老周可以视而不见，我不行。
老周松了一口气：“这个事啊，一般性的问题。跟你那个人主义完全两码事。”
这个回合我输了，再守着那“假设”不放就小气了。老周显然也看出了我的虚弱，大度地挥挥手，喝茶。我们说说如何跟邻居们打成一片。
想不出好点子。尽管那理想的前景十分诱人。这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，我跟老周说，起码得若干代人一起努力，一点点正本清源，从根子上把咱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彻底矫正过来。三两天，一两个人，想都别想。
“百年大计咱管不了，自己这点小生活总还可以收拾好吧。起码得把自己弄得健康点。”老周干劲十足，不像离过婚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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