屋顶上
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文学硕士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午夜之门》《夜火车》，小说集《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》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《天上人间》《人间烟火》等。曾获春天文学奖、西湖·中国新锐文学奖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等。根据中篇小说《我们在北京相遇》改编的《北京你好》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，参与编剧的《我坚强的小船》获好莱坞AOF最佳外语片奖。部分作品被译成德、韩、英、荷等语。曾在大学里教过两年书，现为上海市作协专业作家、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。
头正疼，我能感觉到脑袋里飞出一只明亮的鸟来。那鸟通体金属色，飞出我脑袋后翅膀越扇越大，在半下午的太阳底下发出银白的光。如果它往西飞，会看见民房、野地、光秃秃的五环和六环路，然后是西山，过了山头就不见了。如果它朝东飞，除了楼房就是马路，楼房像山，马路是峡谷，满满当当的水流是车辆和行人。在这只鸟看来，北京城大得没完没了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它明晃晃地飞啊飞。
“出牌！”
我甩出一张梅花6，说：“鸟。”
他们都拿大眼瞪我。
我赶快改口：“梅花6.”
“就是嘛，这就是像个鸡巴也不会像个鸟。”
我们坐在屋顶上玩捉黑A，槐树的阴凉罩住四个人，行健、米箩、宝来和我。这一年，宝来二十岁，最大；我最小，刚过十七。我们住在海淀区郊外的一所平房里。整个夏天到秋天，大白天我们都在屋顶上玩扑克，捉黑A.这个牌简单易学，玩起来上瘾——一副扑克里只有一张黑桃A，抓到的人一声不吭，他是我们另外三个的共同敌人，败了，他就得请我们抽烟喝啤酒，要是我们输了，三个人伺候他一个。但事实上一打三总是很吃亏，谁抓到黑桃A谁倒霉。从夏天到秋天，从我住进这间小平房，从跟着他们三个撅着屁股爬上屋顶坐到槐树阴下，黑桃A就非宝来莫属。奇了怪了，这张牌长了眼似的每局都直奔他去，一百回中至少有九十五回。到最后，抓完牌我们干脆就说：
“宝来，让我们看看你的黑桃A."
他顺从地抽出来给我们看：“在呢。”
几乎不出意外，他又输了。我把赢到的那根中南海烟和那杯燕京牌啤酒推到他跟前，说：“宝来哥，给他们。”
我都有点心疼他了。我不抽烟也不喝酒，嘴里叼根烟手里攥杯酒让我难为情。我刚十七岁，夏天开始的时候来到北京。退学了。看不进去书，我头疼。医生把这病称做“神经衰弱”，他轻描淡写地开了药：安神补脑液，维磷补汁。脑袋发紧或者头疼时就喝一口。后者装在一个类似敌敌畏的瓶子里，每次打开瓶盖我都在想，这是毒药。疗效可以忽略不计。每到下午四五点钟，我站在高二年级的教学楼上面对夕阳，依然莫名其妙地恐慌，整个世界充满了我剧烈的心跳声，每一根血管都在打鼓。医生称之为“心悸”。好吧，可是我为什么要心悸？脑袋里如同装了圈紧箍咒，一看书就发紧，然后就疼，晚上睡不着，早上不愿起。即便入睡了也仅是浮在睡眠的表层，蚊子打个喷嚏就能把我吵醒。我常常看见另外一个自己立在集体宿舍的床边看着我，而此刻宿舍里的另外七个同学正痛快地打呼噜，磨牙，说梦话和放屁。医生说，跑步。跑步可以提高神经兴奋性，知道吗，你的神经因为过度紧张像松紧带一样失去了弹性，你要锻炼锻炼锻炼，让神经恢复弹性。可是，我不能半夜爬起来跑步啊。
可是，医生还是说：跑步。我就卷起铺盖回家了，这书念不下去了。我跟爸妈说，打死我也不念了。他们和我一样对这诡异的毛病充满怀疑。我爸围着我脑袋转圈，右手举起来，大拇指和食指紧张地靠拢，他希望一发现某根明亮的金属丝就及时地将它抓住，从我头脑里拽出来。不能让它跑了。狗日的你到底在哪里？什么都没找到。什么都没找到，我爸一屁股坐在四条腿长短不齐的旧藤椅上，语重心长地跟我妈说：
“闲着也是闲着，让他跟三万去北京吧。兴许能挣两瓶酒钱。”
我妈说：“他才十七啊。”
“十七怎么了？我爹十七岁已经有我了！”
我就跟三万来了北京。洪三万，我姑父，在北京办假证，看他每次回老家的穿戴和叼的烟，就知道发大了。他只抽中南海点8的烟。见了乡亲们慷慨地一撒一排子，都尝尝，国家领导人就抽这个。给我爸都给两根，一根抽，一根夹到耳朵上，让他没事摸出来闻闻。我和行健、米箩、宝来住一块儿，就这间平房，每月两百四十块钱租金，两张高低床。四个人干一样的活儿，晚上出门到大街上打小广告，就是拿支粗墨水笔，在干净显眼的地方写一句话：刻章办证请联系××××××。×××是传呼机号码。行健和米箩给陈兴多干，我和宝来给我姑父干，我们俩写的传呼机号当然就是洪三万的。有时候我们不用笔写，而是一手拿吸满墨水的海绵，一手拿用生山芋或者大白箩卜刻的章，抹一下海绵盖一个印，比写快多了。印是我刻的，就是那句话，不算好看但是打眼就明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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